从“西学西用”到“中体兼用”

    项目咨询中，与管理者探讨企业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方法、工具和手段，是在所难免的，自然也会谈及中国式管理和西方管理。改革开放、加入WTO、与国际接轨所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不论是出于好奇也好，迫于压力也罢，当今国内的企业界，上至法人代表、老板，下至基层管理人员，甚至于普通操作工，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涉猎企业管理的领域。一时间也引得国内外诸子百家竞相推出自家的独门道术。但总的来说，从形成系统理论的角度审视，学派们可被分成西方派和中国派两大类，顾名思义，就是中西方学说之别。
   
    历史从来就是以强凌弱。伴随着军事、经济的入侵和掠夺，文化、思想、行为模式也在覆盖。一百多年来，中国前进的步伐太慢，相对一个个崛起的西方列强落后太多了。于是有了八国联军入侵，日本、美国对台湾、英国对香港等地的殖民。改革开放让全国民众看到了经济与西方的差距，随即现代市场经济的洋流便刮了过来，而且停留并控制了习惯于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企业。落后学习先进这是自然的，也是《大国崛起》中昭示后人后发国家的成功模式，而且是捷径。从这一点上说，西方派就有着时代的优势。除此之外，不用出国门，我们从身边的鲜活案例就可以考证西方管理模式的成功：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跨国企业来华。不同的企业形式，或独资，或兼并，或合资，但相同的是都采用SWOT战略、4P营销、ISO质量体系和HR管理，而且企业在不断赢利壮大。于是乎，很快地，不论是推动也好，拉动也罢，你环顾左右，再纵览大江南北，只要是冠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无不在引用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办公室”、“计划科”被合并为“企划部”，“人事部”、“劳资科”纷纷改头换面成了“人力资源部”。就连尚未完成改制的国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先行效仿，以表明自己与国际接轨的决心与行动。新兴企业更是一步到位，拷贝不走样。
   
    然而，中国企业毕竟是中国企业，业态五花八门；员工毕竟是以炎黄子孙为主，黄皮肤、黑眼珠总也改不了。于是，西方的模子总让东方人觉得就范得有些不自在。或者说，至少有那么一段时期，在刚刚脱离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意识的“企业主人”们身上还不自在。相比之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中国员工由于没有往日的“优越感”、“稳定感”，所以模子做得紧凑些无妨。而国营企业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和养尊处优的事业单位员工则觉得浑身不自在，时不时要弄出点动静来，直接挑战管理者脆弱的神经，比如“一方稳定”、“区域安全”等。再加上泱泱大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骨子里不愿臣服于人的意识，于是，自诩为爱国学者的专家们比照西方管理理论的诸多模块，埋首于华夏浩瀚的历史长卷之中，寻经问典，整理出了“中国式管理”，并登高振臂，号召本土企业积极呼应和践行，并最终冲出国门，唱响世界。
   
    此外，介于对立双方之间，有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业已取得成就的企业家，在研究和比较了中西方管理的精要、分析了本土企业的实际之后，提出了中西管理融合之说。这类思想和实践越来越多，但未见形成系统的理论著作。
   
    作为管理咨询行业的一名从业者，我很高兴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西方企业管理的实质。我将企业管理体系比作一条长河，它分三个层级：源头（企业文化）——干流（管理理论）——支流（应用工具）。源头产生河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体系，它属于意识形态，孕育出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干流是河流的主体，管理理论承上启下，贯穿企业经营全过程。支流滋养更广阔的地域，管理工具为企业各部门的管理者提供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管理河流不长，但水量丰富、层级清晰。不论东西南北方，让涉足者一目了然并且非常容易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作为其源头的企业文化发源于文艺复兴，企业管理哲学和思想集中孕育于工业时代。自18世纪至上个世纪，闪现了亚当·斯密、萨伊、泰勒、法约尔、凯恩斯、韦伯、梅奥、德鲁克、科特勒等一大批的管理思想火花。科学管理、程序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建立在上述管理思想之上的理论分支细密而严谨，共同构成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理论干流。更具特色的是，讲实证、重数据的西方学者将一门门理论开发成可操作的工具，于是有了BCG矩阵、管理方格图、甘特图、6σ管理、BSC卡、PAQ问卷、MBTI测试等可说、可写、可画的管理方法。这是一条完整清晰的河流，发源于主张科学、自由、竞争的文艺复兴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实践而证明是有效的，不仅企业运用管理理论和工具，取得成功和发展，而且管理还透过企业渗透进国家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发达西方”的烙印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落后地区的印象中。西方企业管理的成功，这一点就连推崇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学者们也鲜发异议。
   
    回过头来比较中国式企业管理。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直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之前，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唱主角。而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是极其缓慢的，直到改革开放、国门主动敞开之后，这一进程才在不断加快。因此，中国式企业管理即使真的存在并形成系统，那也至少存在两大缺陷：一、五千多年文化中只有不到3%的近期才或许有真正意义上的规模企业，那么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为中国式企业管理学者所引经据典的管理思想似乎主张性要大打折扣。二、即便是中国式企业管理体系存在，又是否在本土企业身上成功实践过？改革开放只有短短20多年，对企业成功践行来说还太短，按《基业长青》的标准至少要行业领先50年。
   
    实际上，中国式的管理，按其著说者的话，源自中国古代“道”、“法”、“儒”，是“修己安人”，目的是经邦济国，是为政府首脑和幕僚官员研究的学说。如果将这些深邃的思想用于企业，那应该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分析企业内涵外延，研究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必要时拓展出分支进一步研究。这些在“中”说中都难觅踪迹，因此，准确地说，“中国式管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管理思想，而非企业经营之道。在“中国式管理”中只有统而概之的“M”理论，四平八稳、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至多可视作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的一部分。再往下，我们就看不到具体的企业管理应用工具了。这样看来，时下的中国式管理尽管宣称有几千年历史，但作为企业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论河流，充其量只是涓流细注，用这条河流去灌溉和养育大批的企业，结果只能是饿死或者永远也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