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资本主义而言，它的实际面貌其实远非“千人一面”。例如日本和美国虽然都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掺进其生意经里面；再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严格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

    韦伯把资本主义分为掠夺型资本主义、社会遗弃型资本主义、传统型资本主义与合理资本主义四种，他认为同时具备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与物质质料的“合理资本主义”只能出现在西方，至于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虽然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却没有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这番话蛮有道理。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他们对于所谓的以人为本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正如泡菜坛中萝卜白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那样，每一种管理文化其实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节奏。

    管理的引进一方面当然要贯通，另一方面也需要融会。在中国儒、道、佛教传统文化的长期统治下，基督教清教徒那种“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观点在这里恐怕未必能得到普遍认同，未必能成为一种大众心态。

    因此我觉得人们在将管理目光纷纷投向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重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管理遗产似有必要。

    许倬云教授在其《从历史看领导》中刻意挑选荀子、韩非子师徒两人来为中国式管理提出理论构架，认为当代中国人对古书很陌生，事实上传统中有很多独到之处，西方实难望其项背。例如古代中国在财务、人事管理上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还是十七世纪由新加坡间接向中国学的，德国的文官制度则是向英国学的。又如汉朝的国宪由贾谊、董仲舒两个人所擘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采用选举辟召制度，各郡人口每满二十万人，一年要推荐一名郎官到中央任职。汉朝就是靠读书人来稳定江山，这也是中国文明之处，其以知识德行举才，比我们现在的选举还文明。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管理是先向外输出，现在又往回倒流，是自己有好东西不会用，但我们也不能只相信外面的管理。如果不从文化上考量管理的亲和性和适应性，难道不是一种无知和虚妄吗？

    因此莫要小视我们自有的管理文化遗产，关于用人识人的心得，它足以与西方同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仅这方面的格言就有很多，比如“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等等……

    不过中国式管理的弱项也很明显，尤其表现在钻制度建设空子方面，下面的例子颇能说明中国人的另类智慧：

    “武皇则天，闻京城内外官员吃喝成风，乃严禁屠牲，虽三令五申而风不止。一日，某京官出巡，县宰进肉款待，京官问：‘何以杀羊？’县宰曰：‘非杀，狼咬也。’京官笑曰：‘狼咬则吃无妨。’稍顷，又进鲜鱼一盘，县宰复云为狼所咬，京官乃大笑曰：‘狼能咬鱼乎？当云小鱼乃大鱼所咬也。’语未毕，满堂哄笑，杯盘筷碟即叮当作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