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用创新去激发创新
在为这组系列报道做采访和准备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想三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读者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吗？在这组报道中，我们能够告诉读者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高技术产业是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亮点。这两个“亮”字，得来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产业是新兴的。虽然少了很多旧体制的先天羁绊，但一没有前人的成熟经验做借鉴，二又恰逢国际经济大环境变化莫测，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并不是在温室中快速成长，而是在难度很大的改革探索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况且，一种新事物的诞生，也很难简单地割断历史。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给发展中的我国高技术产业出了不少的难题。
总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也是厚重和深刻的。
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展开采访之后，逐步找到了答案。
首先，科学家们感兴趣。很多高墙深院里的院士、博导，现在要么站到了市场里，要么必须眼睛瞅着市场，从市场需求中寻找自己研发的方向。他们既是我们采访的对象，也是一群迫不及待的读者，希望借助我们的新闻眼，来看一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其次，企业家们感兴趣。我们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高技术企业的领头人。这些人都是各行业、各地方经济发展中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毕竟高技术产业是最能体现“第一生产力”魅力和实力的领域。这些企业家有别于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传统型的企业家。他们知识结构新，眼界宽广，手里做着具体的管理事物却喜欢从宏观层面思考一些问题。他们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规律普遍有着浓厚的兴趣。
最后，政府官员们感兴趣。教科书里没有写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切做法要靠今天的政府管理者们去思考，去摸索。我们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官员，都对这组报道的中心话题表示了特殊的关注。事实上，政府官员们帮助企业家和科学家们找到了高技术中的新位置，他们自己也就找到了政府角色的新坐标。
我们要通过这组报道告诉读者什么？这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蕴涵在从今天开始在本报连续刊发的这组报道里。多年来，本报一直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为了做好这组报道，报社新闻中心和产经部的7位记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分赴全国十几个省区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新闻素材。我们还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指导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权威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在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司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请一大批国内外权威的经济和科技专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轨迹发表了有益的见解。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它的周身，还洋溢着早晨八、九点钟的朝气。如果说在开篇之时要给广大读者做一些提示的话，我们只想说，在这组报道中，我们力求反映出来的最核心内容，就是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涉及这个产业的“管、产、学”各方，都拿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过去的几年中，用不懈的体制创新去激发无止境的技术创新。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新”字的产业。它的价值，它的贡献，如需以一个字来概括，非这个“新”字莫属。
一
2002年9月28日，湖北武汉。正在这里举行的全国计委系统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会议，这一天进入小组讨论。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只是在例行公事，那就错了。本报记者在讨论的现场，就听到了不少争论。其中有两段，给记者印象深刻。
其一。一位来自西南某省的代表，作为当地计委分管高技术产业工作的官员，对这次会议提交代表们讨论的关于发展“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他说，建设这种国家级“产业基地”的设想很好，但目前提出来征求意见的基地“标准”，似乎有点偏高。如果像自己所在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高技术产业的规模也比不上东部省份，那么很可能就要在规划和建设基地的进程中落在别人的后面。他提出，国家有关部门不妨把基地的“标准”适当降低一些。
记者请一位坐在身旁的来自东部省份的代表评价一下这个意见。这位代表并不掩饰自己的不同看法??要建设真正高水平的基地，只能优中选优，怎能遍地开花？
其二。一位来自北方某省的代表，说话很直爽，直接向在坐的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提了个意见。他说，地方政府部门的同志在开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时，有一个很实际的顾虑。高技术产业有比较特殊的规律，市场环境变化得非常快，项目最终不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在第一线负责规划和组织高技术产业项目的政府官员，就承担了比过去、或者比今天其他一些行业大得多的责任压力。他建议说，中央一级的政府部门要考虑到这个产业的特点，多给地方上的同志们提供一些促进产业发展的手段，让他们的责任和能力更平衡一些。
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随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衡量一个政府部门在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时自身能力的大与小，目前这个阶段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按照比较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本地产业发展特点的方式来指导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而不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老思路，来向上一级部门简单地要权力，要手段。
有争论，是好事。在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域，有益的争论中往往就酝酿着观念的突破。记者手中有一份很权威的材料，记录着跨世纪的几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核心数字。说实话，拿出这些数字中的哪一个，都足以称得上辉煌，都足以让全世界的同行们刮目相看。比如，过去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23%；比如，今年以来，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势头减缓的情况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出口增长率高达40%以上，等等。
但让记者真正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国家有关部门近几年来先后投入100多亿元，建设了1000多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这些项目的社会总投资最终达到了1400多亿元。也就是，国家每投1块钱，带动了社会投资13块钱。“1：13”这样的拉动效果，确实不多见。
事实上，最让记者感兴趣的，是藏在“1：13”背后的那些努力的过程，还有那些曾经发生、今天也没有绝迹的有益争论。
二
今年夏秋之间，本报记者带着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注目光，先后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川、重庆、云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采访中的见闻很多，在后面的报道里，读者会陆续看到。今天的报道中，不妨先与读者交流一下我们这群记者头脑中最深的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果说，关起门来“自卖自夸”有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现状拿到全球舞台上去比一比。按照目前国际经济界和科技界通行的办法，有三个指标：一是看你这个国家的高技术企业能不能在全球最热门、最有活力的高技术产业领域占住一席之地，并且具备合作能力？二是看你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者是不是有创造力，这些研究机构是不是对全球的同行都有吸引力？三是看你这个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力有多高？
坦率地说，这三个指标过去都曾经是我们的软肋。但是，现在都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闪光点。全球目前最热门的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芯片、生物基因、电信、网络等领域，更广义的高技术产业则集中在汽车制造等领域。可以说，目前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一些世界水平的高技术企业初具规模，也对那些世界水平的同行具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国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力量正表现出向中国市场聚集的特征，这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能力逐步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目前已经达到了33%，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水平。前面所提到的“1：13”的国家投入与社会资金的比率，事实上也意味着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活力源泉。
第二点体会，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遇到的难题确实不少。
都有些什么难题呢？归纳起来看，至少有这么几个：一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并不成熟，企业也好，科研院所也好，很多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态，头脑里和脚步上还难免出现传统计划经济留下的惯性；二是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先天地处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垂直分工链条的高端，起跑点不高，经济能力也不突出，要想飞跃，谈何容易；三是我们政府的角色正在经历入世后的巨大转变，怎么在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没有现成经验，要做艰苦的摸索。
第三点体会，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经过这几年的大胆探索，确实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很感兴趣的那些争论，就蕴藏着一条好经验。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马德秀就多次向本报记者表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不怕有争论。因为这说明大家的头脑都动起来了，通过争论，大家能够首先在发展的观念和思路上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
真理越辩越明。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就听到了很多这样被马德秀和她的同事们接受并鼓励的争论。
比如，有一些高技术企业习惯于依靠国家的支持，在起步阶段是这样，到了产业化阶段仍然有思维惯性。国家有关部门就通过观念上的交流，以及一些政策中的制约措施，“拼命”把企业推到市场上去，推到资本运作的舞台上去。这样的一“推”，很多企业开始的时候是不适应、甚至是不接受的。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仅大多数企业成了高技术产业领域比较合格的微观市场主体，整个高技术产业也形成了对社会资金力量的强大拉动力。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政府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就是多给政策，多给项目。记者在采访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过程中，看到了不少立杆见影的好政策，也看到了不少充满活力的好项目。但记者发现，国家有关部门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条，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新思维来制定政策、确定规划，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使用有限的引导资金，使这些资金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发挥出“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这正是“1：13”背后的匠心和潜力。其中的争论、思考、探索，是一个漫长和充满张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