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记者先后到上海和浙江采访当地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这两个省市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今天中国经济肌体中最活跃的部分,都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观念中普遍具备了比较多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两个省市也有各自的特点,给记者印象最深之处,就是在上海,出身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院所的高技术企业比较多;而在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亮点。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式,都给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高技术产业曾经是浙江的一条短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由于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的组织实施,不仅推动了浙江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改善了人们对浙江的传统印象??浙江人不再仅仅是传统小商品的生产者了。
除了国家的资金支持外,浙江省各级政府对高技术产业项目予以配套资金,有效地降低了高技术成果转化的风险,一批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自1998年国家计委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以来,浙江省共组织实施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43项,投资总额达50亿。其中,利用国家支持资金4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约2亿元,拉动企业与银行投资超过43亿元。浙江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群体。
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在浙江的实施,起到了"实施一个项目,做强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效果。记者采访的浙江绍兴县亚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8年前,我国所需的L苯丙氨酸全部依赖进口。L苯丙氨酸是人体必须的8种氨基酸之一,是抗癌药物的合成原料。亚美公司看好这个项目,引进中科院生物所的酶法生产L苯丙氨酸中试技术,并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该项目建成后,推动相关的医药、食品、饮料、农副产品等产业的发展。海宁云涛化工厂原先生产常规化工原料,几乎濒临破产。后来他们主动与亚美联系,投资肉桂酸生产项目,作为亚美的配套原材料生产厂家,产值由原来的每年不足200万一下子上升到1000多万,经济效益成倍上升,人员也增加了100多人,增加了社会就业。
由于浙江经济中非公有制企业数量较多,所以记者在这里看到的更多的是高技术产业竞赛中的“单打明星”。而在上海,记者则看到了比较多的“团体冠军”。今天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群。
上海一直以来在高科技研发、人才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上海市计委注重总体布局,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并有意识地将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从而培育和做大整个产业。如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计委组织实施的数字电视产业专项中,上海有3个项目,并分别是该产业链中前端和中端的产品。整个产业链的协调发展,推动了上海在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整体优势。几年来,上海共承担了由国家计委组织的多项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项目,总投资15亿元,培育出了众多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
二
从今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徐家汇到城隍庙的920路公交汽车上,车上乘客可以通过车前、车中的两台显示器和机顶盒,观看到数字电视节目。这是上海文广集团高清晰度电视地面广播实验平台项目在应用方面的一个探索和尝试。
上海文广集团做了测算,上海地区每天的公交车载流量为500万人次,每人每天在路上消费40分钟的时间,这对于广播电视来说是一个潜大的市场空间。
上海文广集团技术开发部主任林定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这个平台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我们还不敢做更多的推广,因为国家关于数字电视的标准还没有确定。我们必须考虑投入的成本问题。
事实上,有眼光的上海人还是在国内比较早地对数字电视领域进行了产业化的投入。但他们的担心确实存在。一些专家对记者说,如果坐等技术标准出来,再去研究、再去应用,那就失去了占领市场的最佳时机。
承担了国家高技术产业项目的上海华显数字影像技术有限公司的营销经理李顺章,也对记者表示,目前的电视还是用模拟信号播出,这就造成高清晰度电视接收效果与目前的电视没什么区别,这样老百姓也就不会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高清晰度电视设备。对企业来说,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生产高清晰度电视设备,而成本和价格也就因此而降不下来。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司副司长綦成元。他分析说,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行业政策的制定之间,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的情况。这是由高技术产业的特殊规律引发的,是一对很正常的矛盾。正是在重视这种矛盾,并努力破解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我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整体的快速发展,众多的新技术也不断地实现了良好的应用。
三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好,所以记者在这里的采访中发现,很多当地的高技术企业都对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浙江金泰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年产1万吨聚丙烯酸钠高分子絮凝剂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总投资8891万元。由于实施过程中市场前景出现了变化,企业为了适应市场,改变了产品的应用方向。目前该公司的产品通过了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集团的质量监测,被纳入到它们的全球供应商系统,产品全部实现了出口。该公司高级工程师江思源对记者说,我们高技术企业必须围着市场转。如何让国家项目的管理步骤与高技术市场的动态变化相适应,是目前的一大难点。
国家出资支持的高技术项目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但怎么与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起来?很多政府官员也在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上海市计委高新处处长夏梅兴说:“目前政府部门对高技术产业项目的管理,还要履行很多必要的手续,接受必要的监督检查。对宝钢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说,与政府的配合很默契,也很专业,但对一些刚刚成立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来说,就会有比较大的不适应。”
夏梅兴介绍说,目前他们正在考虑改进管理的办法。比如,能否今后成立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将国家投向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资金由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将政府对项目的行政管理改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行为,这样不仅更有效率,而且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行政成本。
綦成元也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认为,高技术企业要不断适应市场要求的变化,政府部门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初步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这提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是一件充满挑战意味的重要工作。
报道组视点
两个创新缺一不可(杨禹)
本报记者在上海、浙江的采访,虽然时间不长,但敏锐地抓住了这两个地方的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那就是由政府支持的高技术企业如何去适应市场变化,站在幕后的政府又应当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
高技术产业是一个技术创新能力极强的领域。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走一走,看一看,随处可见闪光的技术突破。但这个产业的发展,仅仅依靠不断的技术突破,是走不了多远的。我们从记者的报道中可以看到,那些一手拉着市场、一手拉着政府的高技术企业,发展得越快,就会遇到越多的压力。市场在变,对市场信号的敏锐程度不仅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也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让政府也具备和企业一样的对市场信号的敏锐程度,是不现实的。毕竟政府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但政府部门确实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为高技术企业服务,所以它必须从体制创新的角度入手,寻找到一种新的管理项目和引导产业发展的模式。国家有关部门多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归纳起来看,主要就是政府部门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整个产业发展方向的谋划和引导上,而不是具体地管项目。
在实践中,宏观的谋划和具体的管理并不是简单对立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应当能准确地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发生在上海和浙江的很多高技术企业身上的情况那样,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发挥的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我国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而市场的压力正是通过企业的呼声不断反馈到相关的政府部门那里,构成一种积极的动力,促使他们不断推动下一轮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