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尝到了改制的甜头”,记者在和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司司长马德秀谈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发展时,多次听到她做出这一明确的判断。
“我们确实尝到了改制的甜头”,本报记者最近到全国很多地方去实地采访一些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发展情况,一些工程中心的负责人也不约而同地这么说。
改制,到底改出了怎样一番新天地?记者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一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虽然不过十来年的时间,但这十来年恰恰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大发展的一段时期,也是诸多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道路上摸爬滚打、硕果累累的一段时期。
马德秀回忆说,90年代初,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家计委提出了以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运行机制企业化,发展方向市场化为指导思想,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思路。当时的设想,就是依托有一定实力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企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化运行机制。通过国家引导性资金的使用,吸引社会资金,集中投资,将具有市场价值的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后续的工程化研究,将单项科技成果进行系统集成,使成熟的、成套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设备产品源源不断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主战场。
这一思路,在十年前的中国经济界和科技界,显得非常有创新特色。90年代中后期,最早的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亮出了雏形,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尤其是国家计委提出的“转制”要求,给当时的有关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科研院所也要企业化吗?工程中心要自己去市场上闯吗?很多人的心中是划出过问号的。
马德秀和她的同事们是整个转制过程的亲历者,同时也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回忆起当时开展这项工作时的艰难,她仍然感慨良多。马德秀说,这些年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率先进行了体制改革,为我国科研院所的转制进行了成功的示范。虽然工程中心的一些同志当时还有点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很大,但我们还是明确地提出,必须以体制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思路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全国建立的将近百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都已经从科研事业单位转化为公司制的企业,其中70%以上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转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来自国内科技界的普遍评价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率先转制,为科研院所的深化改革,为转制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管理,无形资产评估,股东的近期利益与工程中心发展的长远利益,人才的激励机制等问题,摸索出了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强有力的示范作用。
来自国家计委的数据显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5年来转让重大科技成果近1200项、实施技术转让合同近2500个、创办股份制或其他类型高技术企业190余家,在取得了近500项国家级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近200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成为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的时代缩影。
二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转制”之难,首先难在人们的观念,或多或少地还不太习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是难在外部环境、特别是高技术成果转化所需的市场环境还不够成熟。但这场艰难的“转制”,还是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里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逐步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称赞。
新型电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钰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个中心,脱胎于建立在天津的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八研究所。研究所以前在国内很有名,技术储备比较多,但就是总在成果转化方面上不了台阶。直到被国家计委确定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之后,既获得了实际的资金支持,也因为被纳入“国家队”而在市场上逐渐确立了竞争位置。
他说,我们感到压力最大的工作就是转制,说简单点,就是要自己到市场中去找饭吃。多年来的转制实践,给整个中心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切身体会,一是企业的氛围与传统的研究所不一样,今后中心要进一步摆脱研究所的影子;二是工程研究中心一定要大胆地走向市场;三是市场定位一定要找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周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国家给工程研究中心提出的转制要求和长远发展目标,以及适时适量的资金投入,使很多工程中心可以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建设,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运作。这就使工程中心走出了以往的只单纯注重学术研究的老路,而更加贴近生产,贴近市场。
周廉认为,由于许多研究院所的科研成果没有经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放大”就直接被投入市场,导致了其在市场上的不成熟。实践证明,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一项高技术成果应当是经过了严格的质量评估、扩大生产和批量合格率评估的过程后,才能走向市场,也才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不是简单地办一个高技术企业,而是要在成果转化的核心环节上发挥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发挥一种面前全行业展开转化服务的功能。
精细石油化工中间体国家工程研究院中心的主任索继栓,还有一个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做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体制”对于探索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受科学院文化或者称为经院文化的影响,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我们更加偏重于科学,更加注重论文的发表。正是由于这种价值导向,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去从事工程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工程研究相对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而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的投入量更大。而另一方面,很多大中型企业由于体制的原因,目前还不可能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这就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马德秀在分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的成效时说,通过这种新模式下的体制探索,有效地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瓶颈,提高了产业竞争力。很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还与资本市场结合,扩大了投资需求,盘活了国有资产,形成了以政府资金投入为引导,带动社会投资的多渠道、多层次融资体系。
她认为,从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实践中,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她说,我们是在进行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10年前提出转制时,没有成功的典范。10年后的今天,大家尝到了转制的甜头。解放思想、开拓奋进、勇于实践,正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