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于创新动力的缺失

　　创新是企业应对市场的本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现象，实质在于创新动力的缺失。在体制转轨期间，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一方面，一些地方追求速度的偏好、扩大投资的偏好、追求外延扩大规模的偏好，通过的各种渠道传递到企业，成为企业难以抗拒的导向。这就使很多企业宁愿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却吝啬于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宁愿在同类同档次产品上持续进行低成本恶性竞争，而不愿采取差异化战略，探索通过创新、品牌和服务提高效益；宁愿引进、再引进，持续跟踪模仿，而不愿意下苦功完成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

　　其次，在现有企业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近期业绩往往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者和经营团队最迫切追求。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在有限的任期内靠引进或再引进作为技术来源，足以保障创造近期业绩；与其把资金、人力等稀缺资源投入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自主研发，不如集中投入于规模扩张，更适应主管部门的偏好。

　　再有，一些企业经不住眼花缭乱的机会诱惑，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有的企业则认为，既然引进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就没有必要再培育自己的技术力量，冒研发的风险。企图依靠引进技术建立核心竞争力；或干脆引进外资，认为可以从合资的对方持续获得先进技术。于是，就失去了创新和自主开发的欲望。

　　如果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那么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充分调动起这个“主体”创新的激情。

　　技术创新毕竟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性质，很难短期见效。任何企业对既有发展模式都有很强的依赖，没有强大的外力或内部变革，不会轻易地改变传统路径。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是企业技术路线的转轨。促使企业下决心转轨，必须有强烈的外因和内因。一般来说，外因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压力和吸引力。例如企业生存环境的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会鞭策企业走创新之路；创新成果的高回报和政府的政策激励，会吸引企业投入于创新。内因则主要来自内生的追求和激情，表现在产权强激励、公司长远战略和企业家精神。

　　因此要不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这是企业的战略选择。只有那些忠诚于主业、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家的执着追求和立足市场的长期战略的企业，技术创新才可能持续。捞一把算一把的企业，根本就不会走进创新的轨道。

　　因此，创新是企业的长期战略，是企业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的表现，需要内生的欲望和激情。为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已经和正在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这充分表明国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心。但这些只是外因，如果不能调动起企业和企业家内在动力，政府的号召、干部考核的压力最多只能使企业“奉命创新”。这种为完成“交办任务”而进行的创新，很难想象有好的效果。消除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体制政策性原因更具有本质意义。

　　韩国和台湾地区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以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现代、浦项；台湾的台塑、台基电、世大半导体、华硕电子、远东航空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四、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条中，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园地，而且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最好的场所。大学有跨学科的优势，有自由的学科研究空气。这里是科技信息聚集和传播的枢纽；这里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而且不断流动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这里较少技术研究的禁区和框框，可以有长期的目标；可以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资助；还可以通过人员的高流动性实现知识扩散。这些特点已经使大学成为当代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尽管大学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的研发不存在替代关系，更多的是引领、指导企业的研发，让大学成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既不可能，也无益处。

　　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一个复杂的商品涉及研发、工艺、材料、配套、测试、装备等技术难题，以及投资、供应链、市场、营销等众多领域。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把复杂的技术汇集在一起，将先进技术成果集成并转化为面向千家万户、有品牌支持的市场主流终端产品。例如，改变世界的移动电话、引起社会关注的混合动力汽车等都不是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和“发明”出来的，而是将已有技术集成后再创新，并通过产业化而形成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是捕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具有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的能力。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盛的美国，技术创新83％的成果仍来自于中小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原则上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

　　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企业”，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研发中心”，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产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国家大型“专项”是聚集产学研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但这属于特例，数量有限。企业对学校的课题委托，有的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从硅谷和我国一些科技园区成功的事例表明，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围绕院校、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创新企业的集聚效应，开展技术转化活动，可以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创造条件。在“产学研结合”的多种形式中，这是一条强有力的“结合纽带”。

　　概括地讲，产学研各有各的优势，都应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技术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通过市场的对接，大学的“技术扩散效应”为哺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乳汁；中小企业丰富的创新成果又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了资源；大型企业则将大量、分散的科技创新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后，推向市场，创造社会价值。例如，硅谷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多与斯坦福大学有关；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普等公司，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