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王导

    诸葛亮和王导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与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国家君主。

    诸葛亮是琅琊人，东汉末年，他随叔父诸葛玄投奔荆州刘表，隐居在南阳隆中(在今天的湖北襄樊西面)，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刘备听说他的大名，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成为刘备的主要辅佐。他游说东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的统治，夺得益州。刘备出征，诸葛亮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后，他任丞相。刘备病重，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诸葛亮。

    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汉是几拨人搞起来的。一拨是刘备的旧部，包括李岩这些人;一拨是荆襄集团，这是和诸葛亮最亲密的;另一小块是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前期是马超兄弟，后期是从曹魏投降来的姜维。蜀汉建立后，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所谓“九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获，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这是很大的官，相当于副宰相。这几部分人互不统属，怎样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很不容易。诸葛亮用信赏必罚的做法保证一定的纪律，以法家的观念治国。在他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诸葛亮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很少，诸葛亮只能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但是,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使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钱。例如，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毫不容情。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诸葛亮的领导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从来不为了个人私利滥用职权，他定的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和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将其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诸葛亮治蜀很严，这种严是严明，不是严酷。所以他处罚别人，被罚的人没有什么怨言。比如李岩就是“虽死无怨”。严而明，是他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严而明之后便是诚而信，他对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他一定严加惩罚，决不宽待。有人认为他是法家作风，不是儒家。

    诸葛亮的领导风格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点，实际上，汉朝时法家和儒家已经混合得很厉害了。他强调人为，看重事功。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蜀汉地方太小，这就像企业的市场太小，没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和强大的对手竞争。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呼风唤雨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陈寿在《三国志》中说用兵、将略非诸葛亮所长，这就和《三国演义》很不一样。在小说里，诸葛亮是用兵如神的。陈寿说诸葛亮真正的长处是治国。诸葛亮退兵后，曹魏的司马懿去参观诸葛亮的营垒。古代驻军做饭要搭灶，根据灶的布置就能够知道军队是如何管理的。司马懿看到，诸葛亮军营的布置井然有序。

    诸葛亮治蜀很成功，成功得简直具有某种传奇性。以至于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老辈的四川人爱在头上裹块白布，是在给诸葛亮戴孝，这个孝一直戴了一千多年。诸葛亮留下的制度直到蜀汉亡掉仍然存在。他的那套制度、规范维持时间很长，任何取得四川盆地统治权的力量都离不开这套规矩。四川大族不能像江南那样嚣张，读书很受重视，文化气氛很浓。

    王导和诸葛亮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东晋开国的功臣，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脆弱的东晋小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立国时期。王导是琅琊临沂人(在今山东临沂的北面)。琅琊王氏是山东士族之冠。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王导劝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回封国。后来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成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士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是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吸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举行重大典礼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士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江南的其他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王导外倚扬州刺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州扬州局势稳定、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士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次年，晋王称帝，百官朝贺，命王导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辞。由于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翼戴之功居多，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后来王导的哥哥王敦从荆州举兵反晋，有大臣劝晋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元帝始终没有加以处罚。元帝死后，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明帝死，他又和庾亮等受遗诏一起辅佐幼主成帝。苏峻起兵，建康被焚。叛乱平定后，朝中的一些大臣建议迁都，王导则主张镇之以静，力排众议。他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权，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

    王导的领导作风和诸葛亮有很大不同。他为政宽简，对士族息事宁人，自奉俭约，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东晋初期，土、客的斗争相当激烈。王敦率兵东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诛杀当地的领袖。所谓的“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江东大族的领袖周伯仁就是这次被杀死的。王导面对的局势和诸葛亮相似，国内有几支不同的力量，比如有北方南来的“流民帅”，有长江中上游的军人集团。当时江东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称“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相当独立的地方势力。上述各个集团都不是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面对分立的各派力量，南方势力觉得受到了北人的压迫。王导的做法是:尽力避免冲突，少干预原有的地方势力，保持南方势力的权威，不使原有势力感到威胁，甚至给予那些地方大族某些特权，以此来寻求南北大族之间的合作。东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相当松散，只在缝隙中安插进北方势力;同时把一些南方势力的代表选入中央，参与中央的决策，容忍南方势力较多地介入中央事务。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和当地大族，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形成南人北人共治的局面。根据《世说新语》，王导几乎每天都与各派人士会面、聚饮，刻意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

    琅琊王氏最早是在山东地区，当地流行道教，是新兴道教的根据地之一。王导并不信仰道教，但他有道家的思想。王导采用的不是诸葛亮儒法并用的办法，而是有些像道家:他调和各派，与每一个派别交好。

    王导的继任是谢家的谢安等人，基本上对王导的做法保持不变。于是，江浙一带能够有较长时期的稳定。不足的是，江南的稳定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事关系。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大族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是军人得势。“镇之以静”的措施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局限。这里面也有些权谋的成分。王敦率兵一路打过来，没有他弟弟王导的默许是不可能的。王敦打来了，他又不逃。周伯仁可以不死，王导一句话就可以救他，但王导就是不救。这些事情都是跟王导有关系的。他还是很有权谋的。道家的思想里头权谋的因素不少。总体来看，王导施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特点，他息事宁人，善于调和南来北人集团和江南土著力量的矛盾，为东晋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整个南朝的历史没有特别的繁荣强盛，但也一直没有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