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一）增长方式依然粗放，面临资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

　　1980～2000年中国能源密度有了大幅度下降。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每万元GDP 的能耗从1980年的4.2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0年的1.45吨标煤。20年时间单位产值能耗下降64%，年均节能率达4.6%；而同期全世界单位产值能耗平均下降19%，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下降20%.但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2年起、资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0年起大于1.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

　　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次高增长时期都是以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为标志发生转折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难免再次陷入传统的循环。另外，这一轮短缺发生的背景不同，表现方式也有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总量远大于以往，对国际市场的供求格局和价格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矛盾也比以往更为突出。例如，2003年中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铁、水泥、氧化铝分别占到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40%和25%，尤其是有些资源产品增量部分所占的比例更大，其价格也随之上扬，进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物耗高、能源高、环境高的“三高”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注：以能源强度（单位GDP 能耗）进行国别间对比，由于存在货币换算的问题，带来结论有较大偏差。如按名义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为日本的9.7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中国能源强度被明显高估。若按购买力平价（PPP ）计算，中国的能源强度仅比日本高20%，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8%，显然又出现了明显的低估。故在此以单位产品能耗作为对比的标准。），目前8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见表8）。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环境透支。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 的3%～7%。

    注：数据摘引自《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1）》与能源研究所研究报告；火电为6000KW以上；钢铁行业为75个大中型企业平均可比能耗；水泥为大中型回转窑。

　　由于重化工业快速增长的情况还可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从中长期来看，能源、资源、环境将明显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从来不象现在那样突出，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将加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刻不容缓。

　　（二）产品的附加价值明显偏低，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低端位置

　　近年来，中国多数行业保持了增加值率平稳上升的态势，但总体上，产品的附加价值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其增加值率仅2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过35%.

　　导致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的制造业处在低端位置。在许多工业领域，国内企业或者通过零部件进口组装实现生产，或者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国内企业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获取少量的加工费用，增加值率因此被限制在较低水平。

　　从全球制造业重心的历史更迭及其相关国家制造业加速发展的机制看，欧、美历史上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是依靠着原创型的技术创新，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制造业的崛起和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是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而中国是借助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发展成为新兴的国际制造业基地之一。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位置，附加价值也难以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的物耗、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