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今天的中国经济与28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79元RMB，按当年汇率计算相当于100美元多一点，而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200多美元，中国GDP的总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去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日、德位列第四，首次超过英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要“超英赶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赶美”还待时日，但毕竟实现了“超英”，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世界各国的政要、经济学家以及金融界、工商界高层人士现在谈话的关键词之一，已由几年前的“中国问题”（China problem）变成今天的“中国因素”（China factor）。就在几年前，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货币还漠不关心，而现在都开始像关注美元、日元、欧元一样关注起人民币。中国经济取得的这些成就，当然得益于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国内外有利的发展环境，但与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迅速发育壮大以及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密不可分，今天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摸着石头过河”＋“拿来主义”，单向而虔诚地向西方学习，那么，现在是到了可以向世界发言，与西方平等对话，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东方特色和华夏特质的“中国式”管理体系的时候了。

    关于管理体系，不管是尚待构建的中国式管理体系，还是西方既有的管理体系，事实上都包括三个层次：科学的层次、艺术的层次和哲学的层次；也可以换一种更直白的说法，叫做知识的层次、方法的层次和理念的层次，这两种讲法大体相当。东西方在管理体系各层次中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西方在管理的科学层次领先，东方则在管理的哲学层次占优。令人欣慰的是，东西双方不论是从管理的实践中，还是从学理的探究中，都逐渐注意到对方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也都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现在，东西双方正从经验论、实践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等多个向度，自觉地相互借鉴，交叉融合，彼此渗透。

　　在管理的科学层次或知识层次，西方从科学管理到管理科学，学派林立，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从七十年代及以前的泰勒主义、运筹学（OR）、目标管理（MBO）、准时制管理（JIT）、项目管理（PM）、看板管理、现金流量管理（CFM）、全面质量管理（TQM）、工作研究、工业工程、SWOT分析和边际分析，到八十年代的客户关系管理(CRM)、团队建立（TB）、GEC矩阵、市场定位（MP）、价值链分析、供应链管理（SCM）、绩效管理（PM）、投资业务组合、顾客关系管理（CRM）、学习曲线、标竿管理（Benchmarking）及博弈分析，再到九十年代的风险管理（RM）、战略地图（SM）、平衡计分卡（BS）、六个标准差（Six Sigma）、企业流程再造（BPR）、混沌理论和联盟管理，以及现在方兴未艾的变革管理（CM），危机管理（RM）、跨文化管理（CCM）、知识管理（KM）、外包、大规模定制（MC）、数据挖掘（DM）、商业智能（BI）、虚拟组织、体验行销（EM）、网络营销、超产权分析和超边际分析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涉及战略设计、公司治理、组织变革和绩效管理的方方面面。管理在科学的层面上具有普适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无所谓中国式管理，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国式、德国式或日本式的分别。在管理科学方面，中国人应该一如既往地继续向西方学习，同时在充分借鉴、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大胆创新，贡献中国人创造的学术新知和管理利器。

　　在管理的哲学层次或理念层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博大深邃，百家诸子和先贤的学说极具概括力和洞察力，在阐释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人”的修炼方面，尤其彰显真知灼见。从《周易》的“元、亨、利、贞”圣人“四德”，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庄子的“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从孔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曾子的“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张扬着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核心价值。此外，晏子的“和而不同”，墨子的“兼爱利人”，老子的“师法自然，无为而治”，孙子的“择人任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韩非子的“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及朱熹的“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等，都蕴含着丰厚的“形儒”、“内道”、“重法”的管理智慧。

　　在管理的艺术层次或方法层次，东西双方各有千秋，各具风采。东西方在管理艺术和管理方式上，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或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可谓“法道”与“神通”齐飞，“权杖”共“戒尺”一色。比如，既有基于“人之初、性本恶”的X理论，以及和该理论相对应的“胡萝卜＋大棒”的西方管理方式，又有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Y理论和由此派生的“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东方式“自我实现型”管理模式；还有基于“人之初、无善无恶”或“人之初、既善亦恶”的所谓超Y理论或Z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实践。管理的艺术层面，是管理中最具地域特色的部分，也是最需要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质、核心价值观、经济发展阶段、现行体制机制及消费者偏好等密切关联的部分；同时，管理的艺术性还体现为需充分考虑管理客体的成熟度和组织所处的生命周期。管理中究竟是用“军政”、“训政”还是用“宪政”，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权变”，需要随管理主体的领导风格以及资源禀赋、时空组合等约束条件，进行权衡变通。权变理论在西方大行其道就是明证，东方世界对此亦有类似共识。东方管理认为，在企业创立的初期，应以“法家”、“兵家”的“人治”方式为宜，哪怕简单一点、武断一点、独裁一点也无妨；企业进入高速成长后期，应充分借鉴“儒家”、“墨家”的思想，通过搭建制度平台和文化平台，实行“法治”和“文治”；当企业充分发展到了成熟期后，应大力吸收“道家”和“阴阳家”的精髓，实现刚柔相济，“无为而治”，使之臻于“没有管理的管理”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