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构建中国式的管理体系，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成果和范式是必要的，把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精要发扬光大，更是题中之义，自不待言。但需特别指出的是，对我们传统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中的糟粕和积弊，应保持起码的警觉，通过剖析甄别，去伪存真，从中寻求突破。突破可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要把“需体悟”的智慧变成“体系化”的知识。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然而鲜有体系化、结构化和范式化的知识系统，甚或“述而不著”。其中大部分知识属“隐性知识”，多靠直觉体悟，不假言说，甚至不可言说。那些传之于后世的典籍，大都表述晦涩，多有歧义，常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解读。再则，中国管理哲学崇尚含蓄婉致，以曲为美，推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讲究“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中国的管理智慧往往不是基于写实的具象，也不是形而上的抽象，而主要依靠意象和禅象，思辨色彩强烈，需要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体悟。对那些慧根很深、悟性很高的人，固然可参悟其妙，得其要领，但对常人和大众而言，却很难获得具体而明确的指引，更不能亦步亦趋地按图索冀，甚至阅读本身已成为一道要迈的槛。为此，在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把传统管理思想中需体悟的智慧，进行逻辑化、条理化的改造和表达，使之成为体系化、平民化的知识，成为易于学习、传承和共享的知识；同时，要特别注意克服东方思维中重顿悟、轻实证的倾向，关注现实命题和管理实践，从中提炼出结构化、流程化的解决方案，进而凝炼出具有普适性和模式化的管理方略。
第二个突破点，应该把中国传统管理的重心，从对人的关注，转向对组织、对制度和对流程的关注。中国传统管理的逻辑是在“人”的“个体”层面，而不是在“组织”的“群体”层面，关注的是“自然人”而不是“法人”，关切的是人的特质、修养和能力，以及对人的选拔和任用，忽视对培养和产生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忽视对组织运行效率和效益的研究。这也正是中国大地上虽然可以产生和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齐名的晋商、徽商，可以诞生象胡雪岩、唐文治这样伟大的商人，却难以造就出象IBM、GE、微软、强生、通用、壳牌等一样伟大的商业帝国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管理甚至把“个人修养学”或“个人成功学”径直当作“管理学”，把CEO更多地看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岗位或职务，关心的是在这个岗位或职务上的“人”究竟是谁，而不是关注这个岗位或职务本身的“职能和操守”是什么。企业/组织的安危常系于一个能人身上，一个卓越老板的鼎盛期，几乎就是这个企业的寿命期。当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人们习惯于寄希望一个能人，挽狂澜于既倒。传统管理哲学中对人的培养和塑造，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悟性和自身修炼，个人的能力集中体现为“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其中掺杂了大量的权谋之术、察人之法、御人之道和破局之势等“术、法、道、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仅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超过我们5000多年取得的成就，拥有了今天雄视世界、超强独大的霸主地位。答案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想必是美国从建国伊始，就十分注重体制和制度建设，致力于法制（治）而不是人治，不断强化宪政。美国更关切的不是如何培养一名好总统，而是怎样产生好总统的程序和制度。在构建中国管理体系时，要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重视工作流程的制定和制度平台的搭建，提高组织行为的可预期性，组织绩效的可检验性和组织范式的可复制性。唯如此，方可使组织的长治久安、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第三个突破点，要从过多地对“崇高道德”的提倡，转向对“底线道德”的推行。道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崇高道德或理想道德，二是底线道德或义务道德。对崇高层次的道德，提倡但不要求，对于底线道德则不仅是提倡，还要求必须尽做到的义务，否则将受到公开谴责。这里之所以将道德明确界定为两个层次，是因为道德范畴原本是个模糊的概念，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明晰，也不具备刚性的约束力和强制的执行力，加之中国的传统道德更多的指向崇高道德，拔得太高，让人难以企及，有时反倒成了假、大、空的“做秀”，成为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伪善。崇高道德当然值得提倡和弘扬，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诱惑充斥的商业社会里，在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更要注重践行义务道德，固守底线道德。实践中，不可能也不必要求企业家个个都充满商业智慧和人格魅力，都有产业报国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但是，要求他们敬畏规则，诚实经营，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要求他们不要为富不仁，不要偷税漏税，不要假冒伪劣，不要走私贩毒，不要行贿受贿，不要破坏环境，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官商勾结，不要将内部成本外部化，如此等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起码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不应基于“道德人”假设，而应基于“经济人”假设，不要把“宝”押在个体自身的自重、自省和自警上。尽管我们提倡自律，提倡慎始、慎微，于细微处见精神，“去小恶以保本真，积小善以成大德”，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功夫，花在培育全社会遵从义务道德的严肃意识上，花在践行底线道德的切实行动上。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徐飞教授出席了“中国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并作了题为“中国管理体系的构建”的主题发言,以上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