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我们的记者到浙江、广东的调查采访，确实看到了很多让人忧心的事实。今天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而且现在又面临层出不穷的贸易壁垒和损害。但企业主对如何改变这一路径依赖普遍感到迷茫。在旧的增长模式与新的发展模式之间，是否能有某种桥梁？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对“比较优势”和FDI都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如何能既保持对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又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吴敬琏：这个所谓产业升级并非是一个跳跃式的升级。比如说，科技进步使得企业里边有它自己的研究机构、研发组织，研发组织本身的性质是服务业。还有就是品牌营销，在企业中它的分量越大，所创造的附加值就越高。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本地市场又过于狭小，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从OEM到ODM，再到OBM的渐进升级策略，但也有少量企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自主开发和自有品牌营销的路径。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缩短这一升级的进程。不是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只能卖苦力，而是我们这个制度环境和提倡的方向不鼓励他们去做这些费劲的事，而是形成一个习惯，即靠原材料加工、劳动力成本优势，低价做点装配来赚钱。

　　也有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努力而且取得了成功，比如深圳的华为、中兴，自主研发做得都不错。我曾跟深圳市的市长谈过，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还是努力地支持华为、中兴，让他们能够发展起来，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人说不行，你看台湾地区的企业就做不起来。但台湾跟我们大陆条件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市场，在内部市场上先把品牌做出来然后打出去，应该说还是很有可能的。比如宏基当年跑到美国去打市场，很艰苦地打了10年，花了几十亿美元，还是没有成功。而从宏基分拆出来的明基，就是依托大陆市场，三年就把品牌做出来了，所以不是完全不可以。

　　这是产前的服务业，产中、产后的服务业也大有可为。比如产中的供应链管理我们大多数企业还是很弱的，应该向香港企业学习，香港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相当不错。产后服务包括品牌营销、金融等，我们也都很差。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居然落后到这种程度，我们就是卖硬苦力的。这其中重要的还是制度原因，比如汽车业如果早一点放开的话，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我看你们这两年报道了奇瑞、吉利，不仅在国内发展很快，而且进入国际市场，都是靠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所以产业升级其实也不是高不可攀，要努力去做，有像李书福这种“疯子”。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比较优势？

　　吴敬琏：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便宜。要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就得靠加工和装配。这种说法只是从静态看的。事实上，比较优势有浅层比较优势和深层比较优势之分。浅层的比较优势就是说在其他方面不做任何努力它就可以开发使用，比如廉价劳动力；而深层的比较优势则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制度。比如说中国人心灵手巧，很有创造性，但这个特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就发挥不出来。

　　《商务周刊》：中国的汽车产业就有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三大汽车集团不断地说中国汽车产业不具备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能力，但奇瑞就是能在几年时间里不断推出适合市场的新车型。他们的技术设计力量其实有很多都是从三大汽车集团来的，其中的一个团队原来是二汽的技术工程师，设计开发了爱丽舍，但二汽怕影响销售，说是法国人设计的，不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

　　吴敬琏：这就是因为没有一套激励制度，中国人聪明才智就出不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确实存在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环境和旧的增长模式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还有，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如果没有那种制度环境，还基本上是由政府掌控经济，他们的经营才能也出不来。很多浙江商人文化水平并不算高，也不能说那边制度环境好得不得了，但至少政府不打压，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发挥出来了，创造出了举国称羡的奇迹。在用投资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增长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把稀缺资源投向从社会观点看效率低下的产业部门。这种“扬短避长”的资源误配置必然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商务周刊》：其实我们讲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制度问题，您主编的《比较》上提及过日本经济学家吉富胜去年发表的一个题为《中国要吸取亚洲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演讲。他认为，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体制特征是，它能充分利用东亚的高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深厚这些禀赋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个体制的缺陷是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或制度的基础设施，抵御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的风险。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软肋在于“制度缺口”。他的这个观点对中国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样的启发？

　　吴敬琏：刚才我们总结的现代经济增长中提高效率的三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但这三个方面我们用得不够好，效率低下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也就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问题。